除本条例第六条规定的应当向社会主动公开的监察工作信息外，对于社会关注度高、影响较大的监察工作，监察机关经过综合评估并按照规定程序审批后，可以向社会公开下列相关信息：

　　《监察工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七条是监察工作信息公开范围的“裁量清单”条款，在第六条“应当主动公开”的“正面清单”基础上，进一步授权监察机关对“社会关注度高、影响较大的监察工作”，经“综合评估+程序审批”后可以公开七类信息。其核心是在“法定强制公开”与“安全可控”之间建立弹性空间，通过“需求导向”的补充公开，回应公众对重大监察事项的知情权，同时避免信息过载与安全风险。作为“主动公开的延伸”，第七条与前六条共同构成“法定强制+裁量补充”的完整公开体系，是落实“监察权在阳光下运行”的精细化设计。结合监察实践与公众需求，可从以下维度深入解读：

　　：第六条明确“应当主动公开”的九类信息，但实践中大量“社会关注度高、影响较大的监察工作”（如非中管干部但引发舆情的案件、地方重大责任事故追责）未纳入“法定强制公开”范围，第七条通过“裁量公开”填补这一空白。

　　：监察工作常涉及敏感信息（如未办结案件线索、证人隐私），第六条的“应当公开”以“依法”为前提，第七条则通过“综合评估+程序审批”增设安全阀，确保“高关注度信息”的公开不突破“安全规范”底线（第二条原则）。

　　：对社会关注的重大监察事项（如追逃追赃进展、专项监督成果）主动扩展公开，可提升公众监督的针对性（如通过典型案例监督同类问题），同时增强监察工作的社会认同感。

　　第七条的效力发挥依赖于“适用条件明确、信息范围清晰、程序控制严格”的三维设计，缺一不可。

　　：涉及民生领域（如教育、医疗、扶贫）的监察事项，或公职人员“微腐败”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（如“村支书挪用扶贫款”引发村民集体举报）；

　　：相关话题在社交媒体（微博、抖音）阅读量超千万、主流媒体报道转载量大（如“某官员直播带货中涉嫌违规收受佣金”引发热议）；

　　：涉及监察程序公正性（如“监察对象申诉被驳回”引发对监察权滥用的质疑）或反腐成效感知（如“长期未破的职务犯罪案件突然取得突破”）。

　　：是否泄露国家秘密、监察工作秘密（如未办结案件的证据链）、个人隐私（如证人身份信息）；

　　：公开后是否可能引发恶意炒作、（如过度曝光涉案人员家属信息）；

　　：公开是否能提升公众对监察工作的理解与支持（如通过“追逃进展”展示反腐决心）；

　　：公开是否符合《监察法》《保密法》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等规定（如脱敏处理是否到位）。

　　：承办部门（如案件监督管理室、宣传部）提出公开建议，附“综合评估报告”；

　　：对照第二条“核心原则”审核评估报告的完整性（如是否遗漏隐私保护评估）；

　　：对社会影响特别大的信息（如跨省追逃案件），需报上级监委备案（呼应第四条“层级监督”）。

　　第七条列举的七类信息均为“社会关注度高、影响较大的监察工作”的典型场景，需结合监察实践解析其边界与意义：

　　未达到第六条（三）“依法应当公开”标准（如非中管干部、非重大案件），但因社会关注度高需补充公开的案件（如“网红官员涉嫌违规经商”立案）。

　　回应公众对“热点人物是否被查”的关切，避免谣言传播（如某官员“被带走”传闻通过公开立案信息澄清）。

　　对非“依法应当公开”的监察对象（如基层事业单位普通职员）的处分（警告、记过），因涉及公共利益（如教师体罚学生被处分）而公开。

　　通过“小微权力”监督案例警示基层公职人员，提升群众对“监察全覆盖”的感知（如村会计挪用资金被处分通报）。

　　重大事故（如矿难、食品安全事件）中监察对象的追责结果（如“某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因监管失职被撤职”），回应公众对“谁该负责”的追问。

　　强化“有权必有责”的监察理念，倒逼监管部门履职（如公开追责信息推动行业整改）。

　　非“国家监委统一部署专项行动”的外逃人员追回进展（如“某国企财务人员潜逃东南亚后被劝返”），补充第六条未明确的“个案追逃”公开。

　　展示“天网行动”的日常成效，震慑潜在外逃人员（如公开“外逃人员归案率”提升公众信心）。

　　非国家监委“指导性案例”的地方典型案件（如“某县医保局内外勾结骗保案”），侧重具体案情与社会警示（区别于指导性案例的“规则指引”）。

　　贴近基层实际的警示教育（如农村地区“低保评定优亲厚友”案例通报），引导群众参与监督。

　　针对社会热点领域（如“乡村振兴项目资金使用”“校外培训机构违规办学”）的专项监察结果（如“查处XX县套取补贴资金窝案”），回应民生关切。

　　将监察监督与群众急难愁盼结合（如公开“专项监督发现问题整改率”），提升监察工作的“民生温度”。

　　兜底条款，涵盖未来可能出现的高关注度监察事项（如“监察官等级制度改革试点进展”“特约监察员履职典型案例”）。

　　保持制度的开放性，避免因列举不全导致“应公开未公开”（如新兴领域监察探索成果的公开）。

　　第七条并非孤立条款，而是与前六条共同构成“目标—原则—机制—监督—主体—范围（强制+裁量）”的完整制度体系，具体关联如下：

　　第七条通过“裁量公开”进一步扩大公众知情权覆盖范围（如基层“微腐败”案件），同时通过“强化监督”（如公开追责问责信息倒逼履职），直接服务于第一条“保障公民知情权、强化对监察机关监督”的核心目标。

　　：第七条明确“按照规定程序审批”，确保公开行为符合《监察法》及内部规章（如《监察机关案件信息发布办法》）；

　　：“综合评估”机制直接落实“风险评估”要求（第二条原则），避免敏感信息不当公开；

　　：针对“社会关注度高”的事项主动补充公开，降低公众“被动等待”成本（如无需申请即可获取热点案件进展）；

　　：评估阶段需核实信息真实性（如追逃人员身份需与国际合作部门确认），确保公开内容无误。

　　：办公厅（室）需承担“综合评估”的复核职责（如审核评估报告中“隐私保护”措施是否到位），并统筹公开渠道（如官网“热点监察信息”专栏）；

　　：上级监委对下级“裁量公开”进行指导（如培训“社会关注度判断标准”），对“违规公开”（如未经评估擅自发布）及时纠正；

　　：公开主体仍为“制作或获取信息的监察机关”（一般主体），但“社会影响特别大”的信息可由上级监委发布（特殊主体，如国家监委发布跨省追逃案例）。

　　：第六条是“法定强制公开”（如监察法规、举报渠道），第七条是“裁量补充公开”（如热点案件、专项监督），二者共同覆盖“基础信息+动态信息”；

　　：第六条“应当主动公开”强调“及时性”（如法规发布后15日内公开），第七条“可以公开”强调“审慎性”（需评估审批），形成“效率+安全”的平衡。

　　长期以来，监察信息公开存在“两难”：要么因过度保守导致“公开不足”（公众对热点案件不知情），要么因随意公开导致“安全风险”（泄露敏感信息）。第七条通过“裁量清单”设计针对性破解：

　　允许监察机关根据“社会关注度”灵活调整公开范围，避免“一刀切”（如非热点案件无需公开，热点案件及时补充公开），例如：某县监委对“网红村支书违规占地”案件，因村民举报量激增、舆情关注度高，经评估后公开立案调查信息，既回应关切又未泄露调查细节。

　　“综合评估+程序审批”机制倒逼监察机关在公开前充分预判风险（如公开外逃人员信息时隐去潜逃路线），例如：某市监委公开“追回外逃人员李某”信息时，仅公布“李某系某国企财务总监，涉嫌贪污200万元，已劝返归案”，未提及劝返过程中的敏感谈判细节。

　　通过主动公开社会关注的监察成果（如专项监督整改率、追责问责案例），让公众直观感受监察工作实效，例如：某省监委公开“乡村振兴领域专项监督”成果（查处案件120件、挽回损失5000万元），获群众“点赞”，认为“监察委确实在为老百姓办事”。

　　第七条是监察工作信息公开的“弹性调节阀”，通过“裁量公开”机制实现了“法定强制”与“需求导向”、“全面覆盖”与“安全可控”的动态平衡。其核心逻辑是：以“社会关注度高、影响较大”为触发条件，以“综合评估+程序审批”为安全屏障，让监察机关在“该公开的必须公开、可公开的灵活公开”中提升透明度与公信力。这不仅丰富了监察信息公开的“工具箱”，更通过“以公开回应关切、以监督倒逼履职”，推动监察权在“阳光”下规范运行，为中国特色监察制度注入更强的生命力。后续条款（如“不予公开的情形”“依申请公开程序”）需在本条“裁量清单”基础上，进一步明确“评估标准”“审批权限”等操作细则，确保公开工作“放得开、管得住”。